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际的生活中我总是沉默寡言，可能和妈妈早逝有关，也可能和爸爸是个黑社会老大又希望我能好好读书出人头地有关。

　　除了在娱乐城时，那些人不得不给予我关注之外，大多数时候我都是独自一人，善于隐藏，让人想不起我的存在。而躲起来其实是为了更好地去观察别人，也是我喜欢上照相机的缘故。

　　只有在回忆或者幻想时，才能感觉到自己情绪上的波动。

　　更像是在画画，把自己内心的想法投射在具体的事物或者人的身上。最初的幻想对象来自我的妈妈，我想过很多个场景，都是我爸爸亲手杀死我的妈妈，我没有亲眼见到，也并未听人说起过，但在我的幻想中，那就是真正的事实。

　　如果不是他杀了我的妈妈，也没必要把关于她的所有信息和影像全部抹除干净，让她成为一个完全抽象的人，让她只成为一个词语，妈妈。就像是橡皮擦用力擦拭之后留下的痕迹。

　　我并不是在为自己开脱，以此来减轻我弑父的罪恶感。对我这种人来说，没有什么值得谴责的，就算真的是我爸爸杀了妈妈，那也只是发生过的一件事情而已，他必然有他的理由，就像我后来杀了他，我也有我的理由，只是由幻想变成了现实。

　　我不需要对任何事情去做一个评判，只需要接受评判就行。

　　我不会被改造成另外一种人，也不可能会获得救赎。

　　姐姐跟我说不要对好人下手时tຊ，我当时确确实实不知道什么是好人，我以为每个人都差不多，没想到还有好坏之分。

　　自小我就活得消极，感觉自身与一切格格不入。硬币在姐姐的手背指缝间滚来滚去，让我暂时走神，看到事物的正反两面，尝试着从照相机后面探出身子来看，想要伸手去抓住点什么，然后那个闪闪发光的东西突然被她一把握住，再摊开手时已然消失无踪。

　　它出现在我的口袋里，最终又被她摸走，就像我给她拍了那么多张照片，定格了无数个瞬间，却最终什么都留不住。

　　三年时间突然就过去了，我还没来得及做好准备，就被推出了监狱的大门。

　　监狱长的推荐信被我扔掉，他说得对，以我的手艺完全可以好好活下去，没必要又进入到另一种集体生活当中去。

　　没有急着去探望姐姐，还没想好怎么向她解释这三年的消失，或者她已经习惯我的不存在，不应该再去打扰到她。

　　最先去的还是那片沼泽地，已经不复存在，成了正在建造中的工地，围着绿色的丝网。

　　高大的吊机来回旋转，一直盯着其中一根已经断掉微微有点弯曲的钢筋绳看，好像它曾吊起这世间最为沉重之物，才换来如今的空空荡荡。

　　这个城市有了微妙的变化，具体的我也说不出来。走入其间，再也找不到一个熟悉之处。

　　爸爸留下的房产已经被法院拍卖，那个娱乐城暂时没有规划，外边的空地上早已长满杂草，里面的设备全都被清空，除了入口大门和后面从未打开的应急消防通道，几乎没有其他对外的门窗，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所有的潮湿阴晦累积成霉菌，侵蚀吞噬掉曾经的灯红酒绿和欢歌笑语。

　　老鼠与蟑螂横行，壁纸脱落，木地板凹陷，吊顶也掉落大半。

　　DJ室里只剩下那把表皮脱落，坑坑洼洼的海面上沾满老鼠屎的转椅和一些空架子，我在暗房里呆了不到十分钟就几近窒息，连忙逃离。

　　出狱之前，一龙求我帮他个忙，去找一下他的妻子，让我带话，说他同意离婚，央求她带上他们的两个孩子再来看他一次。

　　寻衅滋事，敲诈勒索，他已经入狱五年，还需要服刑三年。前两年还偶尔有人来看望他，最终只成为他嘴里的吹嘘，他们忙着在外面为他打下一片江山，等他出狱之后依旧是那个可以呼风唤雨的老大。

　　按照他给的地址找上门去，早已人去楼空，轻易就开门进屋。

　　门下塞了不少物业催收单，已经停水停电，房子收拾得紧紧有条，拉开窗帘时扬起满屋灰尘，没有开窗，外边是一个新通车不久的高架桥。

　　找不到女人的任何物品，应该已经下定决心，不留下任何痕迹。

　　衣柜打开有股浓烈的樟脑丸的味道，男人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，看得出来她走得并不匆忙，是在深思熟虑之后。

　　卧室里还能隐约看到当时的场景，她坐在床尾处，把每一件衣服都摊开抚平，细心折叠，把自己所有的耐心耗干，也把所有的念想也都折叠封存，是决绝，也是乞求放过。

　　像是一封封信，不会写字，只是依靠折叠就把自己的心意表达无遗。寄信人地址不详。

　　我在这个房子里悄悄住了三个多月时间，每一处痕迹都显露无遗。知道酒瓶杯子砸落的位置，知道小孩的磕碰之处，也知道女主人每天站在哪里，坐在哪里。

　　为了能更好感受他们曾经生活过的场景，我穿上了一龙的衣物，几乎把每一件都穿了一遍，长时间地坐在沙发上。面前那台电视悄悄录下了这个房子里数年的时光，我拿起遥控器，一直在快进，暂停，播放，放慢，放大，暂停，播放，快进……

　　女人的形象始终模糊不清，想要去看清时，会在幻觉里出现幻觉，姐姐把脑袋靠在我的背上，一个闪闪发光的硬币在她的手背指缝间滚来滚去。

　　最终，我还是再去了一趟姐姐所在的监狱，向她坦白一切。

　　姐姐老了，也胖了一些，齐耳短发上出现了白发，显然在进屋之前，她努力了很久，想要将它们藏起来。

　　她已经知道我的事，在我消失半年之后，她就找到狱警，拜托她打听我的事情，开口就是责怪自己，说当初不该教我。

　　我知道，姐姐变了，她和我不一样，她接受的惩罚多于她犯下的过错，她也很高兴地和我说，因为表现良好，高寒也在外面为她提出新的申诉，她的减刑申请已经通过，改成了十五年。

　　我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激动和开心，完全没这方面的感受。

　　后来我回想过很多次，始终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对她减刑这种事一点感觉也没有。

　　她当时也感觉到了，自己把话题移开，移开之后，就没有话题了。

　　我突然问她，“你还记得最早给我变的那枚硬币吗？它去哪了？”

　　“硬币，什么硬币？”姐姐说。

　　我笑了笑，从口袋里掏出一枚硬币，让它在我手背指缝间滚动，然后反手把它握住，再摊开，那枚硬币不见了。

　　她终于想起来了，和我说，“那枚硬币在你爸爸的口袋里。”

　　我点点头，和我猜的一模一样，但她不应该说出来，我伸出双手，向下交叉，手心相对，十指相扣，再旋转向上，举起来看着她。

　　她没有伸手凌空指点，紧紧握着电话，“马路，我给你高寒的号码，你去找他吧，他能给你一份工作，姐姐以前从未求过你，听姐姐的话，离开这里，去找一份工作，找一个合适的女孩，好好把日子过下去。”

七

　　不知道什么时候起，微笑已经变成了悲伤的代名词，大多数人的微笑，仅仅只是为了保持一份体面，或者，为了一份能持续下去的工作。

　　分手时要微笑，吃亏时要微笑，尴尬时要微笑，道歉时要微笑，被责骂时要微笑，被人嘲讽时要微笑，无所适从时要微笑，杀人时，要面带微笑。

　　在这个非白即黑的世道，没有人敢承认自己是一个灰色的人。

　　我是个灰色的人，很早我就知道了这一点